2014年8月9日，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市，18岁的非洲裔青年迈克尔·布朗（Michael Brown）在一场与白人警察达伦·威尔逊（Darren Wilson）的冲突中被枪击身亡，这一事件迅速引发全美范围内的抗议浪潮，将弗格森推向种族矛盾与司法公正争议的风口浪尖，十年过去，弗格森事件的影响仍未消散，它不仅是美国社会种族裂痕的缩影，更揭示了警察暴力、系统性歧视与民众抗争之间的深刻矛盾。
事件经过：争议与对立的叙事
布朗之死的细节至今存在争议，警方称布朗在便利店抢劫后拒捕并袭警，威尔逊出于自卫开枪；而目击者则称布朗当时举起双手投降，却仍遭射杀，这种截然不同的叙事引发了公众对警方公信力的质疑，随后的司法调查中，大陪审团以“证据不足”为由决定不起诉威尔逊，进一步激化了民愤。
“黑人的命也是命”：社会运动的爆发
弗格森事件成为美国“黑人的命也是命”（Black Lives Matter）运动的催化剂，持续数月的抗议活动中，示威者高呼“没有正义，就没有和平”，抗议警察对少数族裔的暴力执法，警方以装甲车、催泪弹和橡胶子弹应对，被批评为“军事化镇压”，暴露出执法体系对少数族裔社区的长期敌意。
司法体系与结构性种族主义
弗格森事件暴露了美国司法系统的深层问题：
- 种族偏见：统计显示，弗格森市非洲裔占人口67%，却因交通罚单等轻罪被过度执法，形成“以罚代管”的财政剥削模式。
- 警察豁免权：威尔逊未被起诉的背后，是法律对警察暴力行为的宽容，类似案件如埃里克·加纳、乔治·弗洛伊德等，均显示司法对少数族裔的保护缺位。
- 媒体分化：保守派与自由派媒体对事件的报道截然不同，加剧了社会对立。
弗格森的遗产：改变与停滞
弗格森事件后，美国推动了一些警务改革，如部分州要求警察佩戴执法记录仪、限制“锁喉”动作等，但系统性变革依然艰难：
- 2020年乔治·弗洛伊德之死证明，警察暴力仍在延续；
- 弗格森市非洲裔居民的经济困境与政治边缘化未见根本改善；
- “白人至上主义”与“反警暴”的极端对立持续撕裂社会。
未完成的正义
弗格森事件并非孤例，而是美国种族问题的冰山一角，它迫使社会直面一个尖锐的问题：在一个标榜“自由平等”的国家，为何司法与制度仍无法保障少数族裔的基本尊严？答案或许在于，真正的正义不仅需要法律条款的修订，更需要权力结构的重构与集体意识的觉醒，弗格森的伤痛提醒世人：平等之路,道阻且长。
